您好、欢迎来到现金彩票网!
当前位置:9号彩票app下载 > 公有域 >

【全球学】杨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

发布时间:2019-07-04 15:0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原标题:【全球学】杨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公域治理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对全球公域进行探索和开发的历史动力,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在地球表面空间的反映。现有全球公域治理机制是国家在资本扩张本能的推动下,在生产力的限定范围内,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结构压力下达成妥协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落实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上层建筑时,需观照作用在全球公域上的生产方式这一物质基础的转变,通过强调共有性使用价值以推动其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空间。

  全球公域是指在国家主权管辖之外的、蕴含着公共资源的地球空间领域。狭义上的公域通常可以被宽度、广度和高度等标准界定,这些空间内蕴含的资源有时也被称为公共资源或公共池塘资源,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公域的治理观念,可上溯至罗马法对所有权的界定,现代学者哈丁提出的“公地的悲剧”理论,以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组织理论,即关注这一类的公共资源,以及承载这些公共资源的空间领域的管理之道。随着人类社会技术的发展,开始出现一种广义的公域概念,即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公域外,还包括那些蕴含着非物质性资源的公共空间,如互联网空间。

  2000年后,全球公域研究开始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2010年后,相关研究热度开始上升,这种热度上升的直接背景是美国、俄罗斯、北约等重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将全球公域纳入到各自的安全战略之中,因全球公域具有无可比拟的军事意义和战略价值,一批防务专家和智库推出一系列相关著作和研究报告,与此相应,对特定国家的相关战略分析和政策应对成为国内研究的主要落脚点。除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公域因其作为自由贸易的交通基础(公海、国际空域)、信息联接的重要空间(外层空间、海底空间)、全球生态平衡的实现领域(海洋生态多样性、极地的环保价值)以及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外层空间、极地科考),同时成为对全球化发展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产生重要作用的场域,从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对象,并且在研究深度上不断扩展,除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外,开始向政治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等方向拓展。

  国内的政策和理论研究,无论在议题广度上还是理论深度上,都出现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在全球公域的战略政策和治理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特别在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新疆域治理的结合,成为相关领域新的研究增长点。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引领全球治理的规范理念,在落实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上层建筑的时候,需要强调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规范导向,同时,这种规范性也需要与国际政治的现实相结合,寻找到实践路径。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内既有研究尚不足以为相关理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不足的根源,在于始终用国家间政治的视角观察全球公域,将全球公域得以形成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的原因,归结于权力政治的结果。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全球公域治理现状和实践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不是某个霸权国或国家集团的意志和决策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物质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方式的阶段性结果,这种物质基础决定了公域治理的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公域得以处于国家主权疆界之外,是能力界定的资本主义扩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带来的结构压力下,形成的国家间妥协的结果。因此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也必得与社会生产方式这一物质基础的转变相结合,通过相应的内外政策调整,以推动相关领域治理向着和平、主权、普惠、共治的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全球公域的形成过程,需要增加历史唯物主义的向度。因为人与公域的相遇,离不开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塑造了公域的治理现状,并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内在的要求。

  其次,现有全球公域治理机制的权力架构的分析,从国家间政治的视角转移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一方面既推动了人类社会寻求私有化占有全球公域,另一方面也对这种私有化占有提供了制衡的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抓住国际政治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而解决反映为国家间博弈和政治斗争的矛盾与挑战。

  最后,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和指向社会进步的普遍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实践,最终成为现实可能的答案。

  在国内既有研究中,全球公域得以摆脱主权的控制,多被视为是霸权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影响下筹划的结果,在这种秩序中,霸权国总是尝试通过各种手段将公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并给全球公域治理带来挑战。上述分析通常聚焦在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而与公域发展的历史实践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全球公域面临的挑战是由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一基础推动着包括国家在内的行为体寻求私有化占有地球表面空间的努力,同时也构成现有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和缺陷。公域得以自由于国家主权之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即追求排他性占有公域资源的国家间相互制衡的结果,是霸权的妥协而非霸权的胜利。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是在霸权国无法实现私有化占有的目标之后,为避免其他行为体私有化占有公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人类社会对海洋、极地和外层空间等疆域的探索时代背景不同,但都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逻辑。扩张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将公域蕴含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纳入到资本增殖的循环中,推动着国家不断向地球表面空间扩张,并且寻求私有化的占有。自然变成了“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占有,最开始限于国家内部,对于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占有,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资源的消亡,在国家内部表现为圈地运动以及将公共的或无主的土地空间,或其上的公共资源纳入资本所有者的私人财产权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将自然资源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之中的目标。这种进程受到根植于资本主义内在的扩张本质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跨国向度,“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这种扩张,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迈进的过程,不仅使殖民地居民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还使原先处于无主状态下的地球表面空间不可避免地作为对象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中。如果说殖民地居民从殖民者那里被迫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双重使命”,那对于公域及其中的资源来说,则仅是受剥削和被占有的单一命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国家尚未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优势地位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就成为这种剥削和占有的唯一限制条件。

  海洋作为全球公域,其所蕴含的资源包括两部分:自然资源与空间资源。前者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海底资源、海洋生物多样性;后者主要包括作为航行和贸易的航道资源和作为通讯电缆所依靠的空间资源。海洋开始具有世界意义,是资本原始积累内在需要的外在结果。重商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活动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493年教皇敕令的基础上,于1494年签订了划分双方殖民势力范围的《托德西拉斯条约》。该条约在教皇敕令划出的教皇子午线的基础上,将世界一分为二,以调和两大殖民帝国在向地球表面空间殖民扩张中形成的矛盾。《托德西拉斯条约》是进行资本积累的国家将包括殖民地和海洋在内的地球空间进行私有化占有的宣言,同时,也意味着寻求私有化的国家受到能力的制约,必须相互妥协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扩散,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开始进入资本积累阶段时,资本主义对地球空间资源的私有化占有冲动推动这些国家反对西葡两国的协议,提出自己的私有化主张。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否定教皇具有划分地球表面空间的权力强调海洋的共有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海洋共有属性的强调并非是一种规范追求,而是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反对西葡两国私有化占有的政策工具。被认为“公海自由之父”的格劳休斯,也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为反对葡萄牙对马六甲海峡的私有化占有,而写出《论海洋自由》。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蔓延导致的国家为寻求将海洋中的资源纳入到资本增殖的循环过程中而宣誓主权的行为,直接反映在17世纪一系列领海要求的出现。国家对公域的私有化占有,虽然受到生产方式的驱动,同时也受到物质基础的限制,荷兰于1610年提议以加农炮的射程作为领海的范围标准,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范围不断调整,18世纪末期,主要欧洲国家接受了3英里的领海范围。虽然1821年俄国为了垄断近海渔业资源,曾将这一标准扩展至100英里,但很快由于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同样接受了3英里的国际标准。

  人类社会对南极的探索同样受到商业利益的强烈驱动,在18世纪末期,受到传说中富饶的南方大陆的诱惑,各国政府支持的探险家开始向南航行寻找财富。首先是生物资源,南太平洋上的南乔治亚岛和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上数以百万计的毛海豹被各国商人捕杀。当英国人威廉·史密斯首次发现南设德兰群岛时,即向英国当局汇报那里有丰富的海豹资源,值得英国将其列入版图。一位在智利工作的英国工程师如此形容南设得兰群岛:英国可以在那里建立中转港口,使英国的货物和资金从那里流通到南美诸国以及印度和中国。同时,还可以连接英国的殖民地好望角和新南威尔士,从而“以从前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广阔的市场,向世界上任一商业国供货”。南极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成为国家对该领域进行勘探、开发以至私有化占有的推动力,但这种推动力受到生产力的限制。在18世纪的早期探索后,人类社会对南极的兴趣在19世纪度过了一段相对低潮期,然而一俟国家的能力取得进步,资本扩张的欲望又会重燃。19世纪中后期,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系列的技术进步赋予了人类社会深度探索南极的技术能力,飞机、远洋轮船、短波电台、液体燃料等的出现,让人类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生存和生产的能力得到飞跃式的发展。同时,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又增加了人类社会对地球资源的渴望程度,并且从生物资源转向矿产资源。20世纪后,人类社会再度兴起探索南极的热潮,一系列的主权要求,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外层空间进入人类视域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与海洋和南极进入人类视域所处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成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私人垄断资本更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尤以重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与国防部门的合作为典型。实际上,在美国探索外层空间的过程中,军工复合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包括资助科学研究,推动美国在太空部署军事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地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同样对外层空间的国家私有化占有起到了基础作用:其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主要采取了苏联模式的、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管理和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优先的生产方式;其二是民族解放浪潮后出现了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或是效仿资本主义阵营,或是效仿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走上工业化道路。前者对外层空间治理带来的影响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外层空间形成相互对峙和相互制衡的态势,但没有一方具有足够的对外层空间进行排他性占有的能力。后者带来的影响是,首先也是唯一对外层空间提出排他性的主权要求的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1976年,8个赤道国家发表《波哥大宣言》,宣称对其领土之上的地球同步轨道拥有主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始终处于寻求对公域私有化占有的冲动的支配下,如果没有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生产的扩张驱动,人类社会对于地球表面空间的探索将会呈现“郑和下西洋”式的特征。但这种扩张受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其一,内部的限制因素是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探索、开发和将公域纳入资本循环中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上的限制,使得海洋、极地和外层空间虽然被国家所发现,但得以处于国家主权管辖之外。其二,外部的限制因素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的制衡。实际上这种制衡出现本身也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这种扩张不是将世界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生产体系意义上的扩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作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世界各国的确立。正是这种外部因素的限制,塑造了今天大部分公域的治理机制。

  国家对全球公域的私有化扩张受到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结构特征的制约,虽然每个个体都寻求相对获益的最大化,但当其他行为体具有同样动机的时候,国家的偏好就会被迫改变。国家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者,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在结构中无法实现,因此不得不在保持克制互相合作和放弃责任互相敌对中进行选择。前者表现为通过国际制度和规范对公域进行管理,后者则是“公地悲剧”的全球表现形式。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国家还可以通过模糊化的策略保持灵活性的线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出现两个尖锐对峙的国家阵营,以及60、70年代后,大量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则使所有国家都受到第二种外部因素的制约,人类社会不得不进行选择以对全球公域治理机制明晰化。这种选择,也成为今日全球公域治理机制的权力结构基础。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将对峙和竞争的场域演进到全球范围。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革命后的苏联施行了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管理和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优先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同样对地球资源拥有强大渴求。在萨拉·萨卡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同一种事物的两个变体,即工业社会的两个变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奉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处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虽然在国家内部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在国际层面上,苏联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际行为体,表现为一个国内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这一垄断了国内生产资料的国际行为体,也必须通过对资源的不断占有、增殖,以应对冷战背景下的两大阵营的激烈竞争。冷战期间的美苏对峙,不同于此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和垄断帝国主义阶段人类社会对地球空间的探索,两个超级大国都表现出了强大的资源渴望,技术的进步让两个超级大国具有了全球行动能力,这种能力虽然不足以将其他行为体排除在外以私有化占有公域,但足以对整个公域的非排他性特征带来重大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让参与全球公域私有化争夺的行为者数量更多,情况也更加激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愿望相结合,成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基础,并推动这些国家加入到对全球公域的私有化竞赛。尽管处于边缘地位,国家能力有限,但生产方式的支配力量推动着这些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求着对外部资源的占有。

  在二战结束之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国际政治的变化,事实上使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受到寻求由国家能力界定的对公域私有化占有的欲望的支配,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将其他行为体排除在外。以囚徒困境博弈来比喻的话,国家利益最大化和被完全排除在公域之外,都是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因此剩下的选项,只有相互保持克制以寻求合作,或者放弃克制,进入“公地的悲剧”的逻辑。在国家内部,公共财产的使用和分配由政府来完成并赋予其合法性,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等方式,将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分配,从而使资本原始积累得以完成,将资源纳入到资本循环之中。但在国际舞台上,由于缺少公共权威,以及可以实现私有化占有的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任何一种私有化安排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激进的私有化行动极易演变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关于当前全球公域得以处在国家主权之外,有论者认为是霸权国家在自由主义逻辑之下构建的秩序的结果。从很多角度来看,保持公域的开放性,也确实与自由贸易要求的商品、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具有内在一致性。此外,自由主义秩序也保证了国家可以自由地进出、使用全球公域。但本文认为,全球公域现有治理机制不是霸权国在某种主义的指引下的谋划结果,而是在排他性占有全球公域无法实现的前提下,霸权国进行妥协的结果:保证公域对某个国家来说是开放的,并不足以构成建立国际机制以避免公域成为某个国家私有财产的充分条件,因为对于特定国家来说,自由使用公域的最优选项仍然是垄断式的占有,只有在完全排他占有的情况下,无论从获取资源、进行贸易还是实现战略利益的角度看,都是可由占有国自主选择的最优选项。与其说是霸权国为了某种主义从而构建了全球公域治理机制,不如说是霸权国在利益最大化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妥协,是避免全球公域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私有物做出的次优选择。国家在全球公域中划定主权的行为,不仅是将其他行为体排除在疆界之外,同时也是将自己限定在疆界之内。特别是对于霸权国家来说,这种做法无异于作茧自缚,一旦国家能力逐渐满足向公域扩张的需求,边界就会成为一种限制。因此,不承认边界反而让霸权国有更多的行动空间。

  国家的次优选项意外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的出现和扩大,“尽管还存在将资源与财富私有化的驱动力,但吊诡的是,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形式使得共同性成为可能,甚至还需要推动共同性进行扩张”。全球公域的现有治理机制的形成,源于受到能力界定的扩张欲望支配的国家,在与其他处于同样状态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妥协,这种妥协一方面使公域治理始终处于张力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在孕育着新的公共性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及作为指导公域治理的上层建筑,需要能够回应并解决公域治理的内在紧张,并推动符合共同利益的治理机制的实现。

  现有全球公域治理的权力架构,是被资本扩张欲望所支配的国家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对公域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以及空间资源的私有化占有的冲动更加强烈,再加上国家间实力分配的不断变化,使得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前景的不确定性也相应增强了:

  首先,国家间实力分配的变化,增加了现有治理机制权力架构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尖锐对峙以及新独立国家的参与,从而对国家的私有化占有倾向进行制衡,就不会有今天的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在经历了苏联阵营的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后,今天国际权力分配相较于半个世纪前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这种变化反映在全球公域治理中,表现为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博弈,两者在制度建设上、话语权争夺上、技术竞争上以及实际行动中,都存在抵牾之处。

  其次,与上一条相关,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要求这些国家不断打破能力的限制,发展在公域特有的极端条件下对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占有能力。这种突破能力限制的竞争,不仅加剧了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公域治理中的紧张关系,更是实际上蕴含了另一种潜在的冲突,即在上述两类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将由于能力上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对公域资源的使用之外,这种潜在的可能不仅加剧对公域资源使用的不公平性,更重要的是会激发其他国家的政治反对,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最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扩散,加剧了全球公域资源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是生态环境意义上的压力,但反过来又会作用到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带来威胁。如在海洋中,由于人类社会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对交通资源的不当使用造成海洋污染;在外层空间,太空垃圾的增加对地球轨道空间资源造成威胁;即使在南极,在冻结了矿产资源开发后,也无法免于商业旅游发展给该地区带来的生态压力。此外,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不仅将各个国家置于共同的风险之下,同样将不同空间的全球公域置于共同的风险之下。

  全球公域面临的挑战,表现为国家间政治的挑战,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挑战,但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物质基础。全球公域蕴含着各种自然资源,“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全球公域作为一种自然界空间,承载着可以被作为生产资料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因此被国家视作潜在的可以被纳入资本生产循环,从而产生利润的对象空间。如恩格斯所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全球公域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下,使得国家对公域自然资源使用价值的占有欲望,不至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和开放包容”的全球公域治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持续存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寻求改变人类社会与全球公域的自然辩证关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强调用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以扭转人们在被“异化”了的需求的支配下的消费冲动,以遏制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占有,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路在处理人与国家内部的自然资源的辩证关系中有助于让自然资源摆脱资本增殖的扩张欲望。但在处理国家主权疆界之外的自然资源时,这种方法有局限性,一方面,这意味着需要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转变,这一转变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另一方面,即使实现了这种转变,但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当人类社会对于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域资源的使用价值需求不断增加的时候,公域资源依然会诱发国家间的冲突和争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施之于全球公域,需要对使用价值进行另一种划分,除经典马克思主义区分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和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外,公域的使用价值可以根据其转化为生产或生活资料的方式的外部性范围,划分为排他性的使用价值和共同性的使用价值。前者指可以被行为体私有化占有和消费的使用价值,如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后者指具有共有属性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具有全球外部性的使用价值,如环保价值、科研价值和公共交通价值等。如果可以让共有性的使用价值取代排他性的使用价值,让公域资源满足人类共同体的需求而非某个特定行为体的需求,那么就可能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之下,在人类社会上生产方式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让全球公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付诸实践的场域。通过这种转变,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将全球公域从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池塘资源”,转向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纯粹公共物品,从而也就消除了交换价值。这种转变的可能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其一,尽管人为了满足生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产物质生活又必然要求人化自然,即将自然作为人的劳动的对象。但这种意义上的自然通常指的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在地的自然,即在主权疆界之内的自然。而对于全球公域来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端条件,人类社会涉足公域,实际上是已经开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人类与自然的一次“相遇”,相较于主权疆界之内的自然,公域作为人的劳动的对象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潜在的可能,而实际上,由于国家间制衡的结果,公域从未被完全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之中。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向,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开始上升,而潜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是强调智慧化和数字化的生产方式,资源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奈格里和哈特意义的“非物质生产”,将会降低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增加公域的共同性使用价值的意义。

  其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公域的公共使用价值开始不断地凸显。一方面,虽然大国之间的制衡塑造了公域的治理机制的权力结构,但随着以科学家认知共同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公域在科学研究和生态环境上不可替代的共有使用价值开始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并接受,如在南极,科学家认知共同体推动的50年代末期的冻结主权原则和非军事化原则的实现,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推动的80年代末期的矿产资源开发的冻结。让南极成为满足人类共同体共同利益需求的、具有共同性的使用价值的所在和典范。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程既推动了人类社会对于资源排他性的使用价值的追求,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共同性使用价值的需求。如在海洋和外层空间,尽管当初作为开放空间的安排是国家间妥协的结果,但是在今天,随着相互依赖的发展,已经让这种开放空间成为一件所有行为体都需要的公共物品虽然能够主导这一公共物品依然是国家竞争的原因,但没有国家愿意接受公域封闭的结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正可通过推动全球公域共有使用价值的实现,以使全球公域成为共商、共建和共享的所在,其内含的“和平、主权、普惠和共治”原则,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受到能力界定的私有化占有欲望推动下,实现共同性使用价值的途径:

  和平,和平不仅是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的消极和平,而是加尔通意义上的积极的和平,即消灭结构性的暴力因素。在全球公域治理中,这种结构性的暴力因素存在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对公域资源排他性使用价值的占有,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潜在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和平原则的实现,在于强调共同性的使用价值,让公域治理实现积极的和平。

  主权,主权国家无疑是国际关系中最有行动能力和合法性的行为体,在公域治理机制形成的过程中,正是主权国家间的制衡,让公域得以处于主权之外。在推动公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场域上,强调主权,一方面是制约霸权国家寻求私有化占有公域,以克服“制度非中性”的需要和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公域资源共同性使用价值实现的推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

  普惠,普惠原则实际上指明了解决公域治理矛盾的答案,即人类共同体整体性利益的实现。在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意味着让公域满足于人类共同的需求。满足人类共同需求的使用价值,即非排他性的、共有的使用价值,在全球公域中包括科研、环境以及作为联接全球的交通和通讯的空间。让这种共有使用价值取代排他性的使用价值,才能真正在全球公域上确立普惠原则。

  共治,共治指向制度层面,这种制度设计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上层建筑,一方面需要契合全球公域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能反作用于这一物质基础。前者要求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协商,以解决国家间在处理排他性使用价值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后者要求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进行合作,特别是那些指向强化公域共有使用价值的行为体,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本文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为当前全球公域治理机制的形成原因提供霸权稳定论之外的替代解释:海洋、南极和外层空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进入人类视域,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和制度,但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唯物主义历史逻辑,即国家在资本扩张本能的推动下,在生产力的限定范围内,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带来的结构压力下,达成妥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全球公域治理,寻求转变对全球公域资源使用价值的关注,强调共有的使用价值而非排他性的使用价值。

  这种选择下,和平原则意味着公域资源转向共有使用价值后,对引起冲突的结构性原因的消解;主权原则意味着对公域排他性使用价值占有欲望的制衡,以及对共同性使用价值的倡导;普惠原则意味着将公域从“公共资源”转向纯粹的“公共物品”,强调共有使用价值,让公域资源在空间上和代际上具有普惠性;共治原则意味着建立国家间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实现维系公域共有使用价值的全球统一战线。

  从长远来看,全球公域完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在,需要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引领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全球公域朝向共有性使用价值的转变,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使命所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施之于全球公域,既赋予全球公域以中国意义,同样也会赋予中国以全球意义。(注释略)

http://dralvaro.com/gongyouyu/677.html
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QQ微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微锟斤拷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版权声明|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02-2019 现金彩票 版权所有